阿希姆·施泰纳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高级研究员
11月9日至20日,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在此次会议中,如何将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围绕化石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分担的分歧仍未弥合。11月1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敦促谈判各方尽快处理最困难的问题,避免策略性拖延。随着会议进入第二周,各国能否在资金和减排等关键议题上达成共识,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届大会的定位是重在“落实”。东道主土耳其推动到2035年将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至35%,巴西则提出逐步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路线图。然而,对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大的障碍并非缺乏目标,而是缺少负担得起的融资。与此同时,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以及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的贸易壁垒,也让全球绿色转型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观察者网与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高级研究员阿希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进行对话。
施泰纳认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浪费了大约20年,守住《巴黎协定》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难度因此大大增加。但他并不悲观。在他看来,随着清洁能源成本下降,气候行动正在从一种需要各国作出政治承诺的责任,逐渐转变为符合经济利益的现实选择。
他特别强调,中国绿色技术的发展正在降低世界各国实现能源转型的成本,但当前围绕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壁垒,在气候目标与产业保护之间制造了明显矛盾。全球需要寻找新的合作方式,而不是让绿色转型成为又一场地缘竞争。
阿希姆·施泰纳。资料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观察者网:今年COP31正在进行,各国都在强调要把过去的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但在能源转型、气候资金和减排责任等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会议进展?在您看来,今年的COP31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功?
2026年11月14日,土耳其安塔利亚COP31会场入口。
施泰纳: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COP31可以被视为一次过渡性的气候大会。有些年份的气候大会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或者通过新的国际规则,但今年安塔利亚会议的意义有所不同。
我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证明了一件事:围绕《巴黎协定》建立的规则体系已经基本完成。当年我们在巴黎达成协议时,很多决定还需要在此后多年里逐步细化,包括如何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可以实施的机制。现在,这一过程已经基本完成。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落实”放在气候大会的中心位置。我们已经有了目标、承诺和相关机制,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加快落实。我认为,不能仅仅以是否达成了新协议来衡量每一届气候大会的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推动现有承诺更快转化为实际行动。
今年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将电气化作为重点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并不是要重新发明一套气候治理体系,而是希望通过加快电气化进程,推动已经作出的决定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今天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在经济上也变得很有吸引力。
我们经常听到外界批评联合国气候大会进展缓慢,但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动速度已经超过了它们最初作出的承诺。我们应该记住,国际气候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设定的是各国不应低于的最低标准,而不是行动的上限。
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样的国家,都已经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在一些国家,清洁能源已经占到电力供应的30%、40%甚至50%,肯尼亚的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0%。
当然,国际气候谈判始终非常困难,因为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并不相同。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那么它对未来能源转型的看法,自然会与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同。
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今年COP31所表明的是,我们已经知道需要做什么,也拥有相应的规则和机制。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加快落实。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资本成本,也就是能否获得足够便宜的资金来推动转型。我预计,这仍然会成为安塔利亚会议上引发强烈不满和失望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观察者网:今年全球能源市场还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严重影响。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以及持续多年的俄乌冲突,都让能源安全成为各国的重要关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应该如何平衡清洁能源转型、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可负担性?您认为这些冲突会让国际气候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吗?
施泰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冲突反而让能源转型变得更容易推动了,因为今天的国际油价已经给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问题。
仅仅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的战争,其影响就已经波及全球几乎每一个经济体,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里有一种令人苦涩的讽刺。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经常为了100亿、200亿或3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争论不休,但一场人为制造的战争,或者一次金融和能源市场危机,就可能让全球消费者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
实际上,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早已不是一个新认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自己生产更多电力,减少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更不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能源成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飙升。
过去的困难在于,人们经常提出两个反对意见:首先,可再生能源太贵;其次,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运行自己的经济。但如今,这些论点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看到全球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创下纪录。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全球新增发电设施中,可再生能源已经占据绝大部分,比例超过80%。这说明,全球能源市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转型。
这不仅是因为能源安全的逻辑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也是因为经济账越来越清楚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清洁能源都越来越符合自身利益。就在上周,阿联酋宣布将投资6亿美元,在埃及建设风电项目。阿联酋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它同样看到了可再生能源的经济价值。
我认为,未来非洲大陆将迎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扩张。那里不仅需要建设新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存在着巨大的新增能源需求。非洲很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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